中国从不外交到有外交

中国：从“不”外交到“有”外交

审视2014年的全球局势后发现，中国外交又一次站在了历史的十字路口。笔者认为，中国外交在21世纪有必要确定“大转型”的目标。　　一系列的“不”，包括“不干涉”、“不称霸”、“不带头”、“不结盟”、“不附加政治条件”、“不输出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价值观”等，是一个长长的单子。在目前国际体系中，即使是“中等大国”和“小而强的国家”，更不要说大国和超级大国，只有中国这样在外交中说“不”。中国与非洲联盟和东盟及其成员国等不同，非盟和东盟分别在其地区宪章中已经明确规定，让一些看似冲突的不兼容的外交原则并存(如“不干涉”和“介入”并存).

有人认为，“不”外交就是著名的韬光养晦外交策略。但我认为，不是“韬光养晦”就能概括“不”外交的。从积极的方面看，“不”外交不是“无”外交，而是谨慎外交、务实外交、低调外交；尤其，是不完全外交。　　面对这成系列的“不”，得出的一个结论是：这些“不”标志着中国外交的一个时代或者历史阶段。我们只有走出“不”，才能使中国外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一般认为，“不”外交的起点似乎是1989年之后和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解体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处在低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治在国际上遭遇空前恶劣的环境，在那种情况下，邓小平提出著名的“韬光养晦”策略。　　这里有一个往往被忽略的重要点是，中国提出和实践解决国家在主权上统一的“一国两制”，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国两制”这样的思想(针对台湾问题)在1979年就明确了。“一国两制”是在与一些相关的西方国家谈判解决诸如香港问题时中国提出的大妥协。这一妥协对长期以来的中国外交的含义和影响就是上面我们看到的成系统(系列)、越来越多的“不”外交原则及其实践。　　甚至，如果考虑到中国核武器政策的基石原则“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的“不”外交的历史到现在已经有半个世纪了。　　这还不够，如果继续上溯，新中国与其他亚非国家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包括“不干涉”等原则。以此考虑，中国的“不”外交的理论与实践已经走过了60年的历程。　　“有”外交是与中国的巨变和世界的巨变相适应的外交，是因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开展的外交，是对过去的“不”外交的改变、改革，是日益全面的外交，是竭力克服局限性的外交。　　目前，中国领导顶层的“有”外交理论探索和实践创新可圈可点，但要取得最后的成功，完成中国外交的历史性转型，还需要相当的布局谋篇和切实落实。　　第一，大国外交应该重在大国协调。中国目前“明确了中国要培育有自己特色的大国外交理念”，但到底什么是中国的“大国外交”？大国外交意味着告别“不”外交？大国外交是“有”外交？大国外交的中心是大国协调，就是中国在大国协调中的关键作用(角色).　　可以根据“大国协调”的思想和方式处理一些大国双边关系，从大国协调的角度处理中美关系。目前，在多边、安全领域的朝核和伊核多边谈判、金融与经济领域的G20，都是大国协调的当代版本。中国可以推动这些多边场合为全球大国协调的主要场所。　　第二，仅有“大国外交”是不够的，而大国外交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国能否争取到中小国家以及主要由中小国家组成的各个地区。　　国际体系以中小国家为主。他们中有的是极为重要的“中等大(强)国”，有的则是国土和人口都是小国，却扼守某个地区的战略要冲、在某一个全球经济的价值链中占据强势(比如，以色列不仅是战略意义上的强国，而且是在技术上的世界超级大国).　　中国“不结盟”，但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伙伴关系网络”，中国的紧密和松散的伙伴主要来自世界中小国家及其国家集团。传统上，新中国外交重视亚非拉，这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政治资产。未来，中国需要进一步深耕“亚非拉”等地区。　　第三，中国需要国际领导权。政治，尤其是国际政治，是关于治理(有时也叫做管理)的。但问题是，谁控制谁，谁治理(管理)谁。原来中国说“不称霸”以及其具体化“不带头”。但这个世界的国际体系中的任何成员，即使是小国，也不知什么时候在一些议题和领域不得不“带头”，即充当国际领导。中国2014年轮值APEC，2016年轮值G20，以及以前主持六方会谈，甚至与俄罗斯联合搞上海合作组织，其实就是在担当国际领导。　　“主导权”之争是国际争夺的一个主要方面。没有主导权，就被主导，此外，并无第三种情况。“中立”对中国来说，从来都不是选择，因为中国是国际主导权争夺的对象。日本因为“领导”(主导)不了中国，就给中国扣上了“与日本争夺在东亚的地区领导权”的帽子。尤其是当国际领导供给不足的时候，有些国家被别人期待填补国际领导空白。例如，在最近的全球金融危机下，G20各国轮流担任轮值主席国家。轮值主席国家就是国际领导。当然，担任轮值主席并不意味着能“主导”或者“控制”有关的多边机制，不担任轮值主席也不一定就不能“主导”或者“控制”多边机制。　　一是“拆”，即“革命”或者“推翻”旧的秩序。中国在改革开放年代最终放弃了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的国际秩序的批评，转而理解、接近(接触)和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起来的国际秩序。　　二是“修”。中国在结束了全面参加旧的、存在着的国际秩序(政府间、全球性的国际组织)后，包括经济上的世界贸易组织等，即“入党”后，就逐步开始要在“党内”改造、影响、塑造“党”的结构及其治理。与印度和巴西等相比，中国不是激进的，当然也非仅满足于这些机构的小修小补，而是务实而合作地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也就是说，中国变成“改革”现存的国际机构(国际制度)的力量。当然也有例外，即中国对待安理会改革的态度不同于对待国际金融机构(IMF和WB)的态度；对待后者，中国显然更加强烈一些，对待前者，中国更加保守一些。　　三是“建”。中国认为，旧房子无论小修还是大修，都是必要的，否则无法再住人。因为有历史价值，更因为中国也是旧房子的主人之一，所以建议不拆除旧房子。但是，终究旧房子小了，不够住，且缺少新功能，即使装修过后，也是不如意，不适应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于是，中国主张还是要新建各种全球(国际)机构。当然，不要视这些新建的全球机构为“另起炉灶”，它们与旧的国际机构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关系，最终，这些机构也要纳入统一的全球框架之下。　　进入以“修”和“建”世界秩序时期的中国外交，显然，已经不是“不”外交，而必须进行“有”外交。无论是“修”还是“建”，我们的不变的立场是不接受只占世界人口少数的美国和欧洲在世界秩序中的主导(控制)地位，并致力于世界秩序(全球治理)的民主化。　　全球化了的中国意味着这个国家有更多的“外资”、更多的非法和合法的国际移民。与世界在资本、资源甚至劳动力方面更加一体化的中国会变成一个“联合国”。而在“国内秩序”上，本来就是多民族和多文明共存与融合的中国会变得更加“多元一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尽管处在全球化时期，却不适应全球化的世界与中国。现在“有”外交的开始应该是为了回应全球化挑战做出的必要、深远变革。未来的中国外交，将是作为真正的“全球国家”的中国开展的全球外交。　　能够对世界秩序的形成施加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影响的国家才是大国。多元一体的中国就是一种主权国家框架下的小世界秩序，这样的“国内秩序”如果逐步扩展到地区以及全球层次，就使得世界秩序在表面看愈来愈“中国化”。但“中国化”的世界秩序实质是世界新的多元一体。但是，与以往英美治下的和平不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并不是“中华治下的和平”，中国是和其他大国、中小国家、地区组织等形成一种共同的全球秩序。　　如果未来的世界局势如此演化，中国目前的“不”外交几乎都不适应形势的要求。中国需要设计“有”外交的近期、中期和长期的战略。　　中国外交转型不仅是对1989年以来的中国外交的转型，而且是对1949年以来的外交，甚至是对20世纪的中国外交的转型。　　第一，集中面对和解决中国外交政策原则的内在矛盾与冲突。“打铁要自身硬”，解决问题要先解决自身的问题。目前中国外交面对着来自“周边”、日本、美国等外部挑战，但是，如同中国内政，中国外交的挑战主要来自内部，尤其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即“不”外交和“有”外交之间的自相矛盾、冲突。我预期，这种并存将是未来中国外交的原则的长期情况。　　第二，塑造新型的、长期的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中国外交在21世纪的大转型就是为了形成新型的百年的世界和平、世界秩序。这一新型的百年和平不应是美国主导下的和平或者美欧(所谓“西方”)的联合统治的继续，也非所谓取代西方的统治的“中国主导下的和平”或“中国主导”的取代，而是一种真正的、包容(开放)的、民主的、妥协性的、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全球共同的全球和平与全球秩序。中国已经是世界大国，所以，长期和平的世界秩序符合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价值。　　如果G20在未来几年得到进一步巩固，不仅成为全球经济(金融)治理的中心或者主要平台(“全球经济指导委员会”)，而且是政治和安全上大国协调(concert of powers)的主要场所，那么，G20将是上述的全球和平与全球秩序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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